国常会加码2000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绿色低碳金融政策再度加码。2021年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基础上，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规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招商证券分析师罗云峰认为，不同于央行月初设立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煤炭清洁再贷款短期内将给市场带来2000亿元的增量资金，但其长期可持续性却不确定。

一位清洁能源技术行业资深人士对记者坦言，根据国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双碳”目标对煤炭行业是重大压力，也是新的动力。

“在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去产能成为主要途径，但去产能不等于不要产能，而是发展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对于煤炭产业来说，就是要构建安全高效、环境友好的科学产能。”该人士称。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相关领域

会议指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要求“按照聚焦重点、更可操作的原则”，专项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和清洁供热、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大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

罗云峰认为，根据其机制设计，该工具的使用既不需要银行提供碳减排核算数据，又要求央行根据银行发放的专项贷款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因此，预计该工具支持的2000亿元资金（占传统再贷款余额的13%）将在短期内到位见效，为市场带来货币端的边际增量。

广发证券分析师郭磊则认为，这一结构性工具的细节有待于未来明确。可知的是，专项再贷款主要用于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相关领域。有额度限制，2000亿元的规模属于中等规模，与2018～2019年以及今年单次新增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相近。另外，先贷后借，银行先发放优惠贷款，央行再按1∶1的比例给银行基础货币支持，提供的基础货币成本暂时未披露。

“碳减排支持工具更主要的意义在于产业端支持双碳投资，专项再贷款的意义也主要在此。在经济放缓压力加大、稳增长诉求提升的背景下，双碳投资应是其中的重要抓手，金融支持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郭磊看来，从10月经济数据来看，目前经济压力已经显性化，但政策仍在不断地推动结构性政策，从前期碳减排支持工具，到这次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足见政策对这一领域的重视。

央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元。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

郭磊预计，如果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明年稳增长，双碳领域投资应该会是重点之一，它有较大可能会被当作新时段“新基建”的代表。明年财政（政府采购、减税降费等）、货币信贷（开发性金融支持、信贷支持等）会继续向这方面倾斜。

东海证券分析师刘思佳认为，2000亿元的专项再贷款充分体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于煤炭产业的升级，提高生产效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可能在其他产业进行扩大推广。

绿色低碳发展“双支柱”

根据国常会会议决定，此次煤炭清洁再贷款工具的设立是“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的基础上”，可见它与央行绿色金融工具或具有明显差异。

在罗云峰看来，围绕双碳战略，央行将产生两套政策工具：一类是专注于支持绿色低碳新产业发展，可与国际相对标的绿色金融工具；另一类是支持传统产业减碳转型的政策工具。

郭磊则认为，专项再贷款与碳减排支持工具可一起视作央行层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双支柱”。前者重在提高传统能源利用效率，是经济对煤炭等传统能源依存度偏高背景下推进绿色发展的中短期工具；后者重在发展新能源，实现能源“去碳化”，是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罗云峰认为，从央行视角来看，其更倾向于绿色金融工具的开发与使用，从而保持与国际接轨、保持自身处于绿色金融第一梯队；但从市场视角来看，绿色金融工具面临较多的约束条件，短期难以见效，所以增量资金将主要来自于转型政策工具。短期内，煤炭清洁再贷款等转型工具将为市场带来增量资金，但其长期可持续性却不确定。

从设置额度来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的作用似乎偏短期，有一定程度的过渡性质。在郭磊看来，可能是因为我国资源禀赋主要以煤炭为主，对煤炭能源的依存度偏高，短期很难形成有效替代，但同时经济又在寻求绿色低碳转型。如果为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过快压缩煤炭能源开发利用，经济的供给端容易出现较大冲击，使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尚未对煤炭形成有效替代前，退而求其次，提高传统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传统能源的碳排放，兼顾绿色低碳发展。

从长期来看，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碳减排技术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一点在央行层面则要依靠碳减排支持工具。郭磊认为，在央行层面，碳减排支持工具和专项再贷款可视作推进绿色发展，兼顾短期与长期的双支柱。

需要注意的是，在郭磊看来，和碳减排支持工具相似，这一结构性工具对于包括流动性在内的金融端影响依旧有限。一则央行目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更偏价格型调控，更关注价格（DR007与7天逆回购利率）的变化，价格未变则政策基调不变，货币政策工具的设立及其释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并不具备政策松紧上的指向性；二则专项再贷款能够起到一定的“结构性宽信用”作用，但2000亿元的额度能够撬动的信贷规模有限。2020年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披露，2020年下发的8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了银行机构发放人民币贷款7817亿元，撬动比例大约是1∶1。

郭磊认为，结合碳减排支持工具和专项再贷款的用途来看，双碳推进初期的政策地图更加清晰。一边限制高碳行业的生产，对高碳行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高碳行业的效率，尽可能降低碳排放；另一边发展新能源和新技术，减少对高碳能源的依赖。同时，建设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进碳排放要素的流通，调盈补缺，避免推进双碳过程中形成结构性短缺或盈余。